2018-08-24 08:28
談談鄧小平
有一種說法：鄧小平搞改革開放只是歷史的偶然，假如當時沒有鄧小平搞改革開放，其他的領導人也會搞改革開放。
我不同意這樣的看法。我認為：沒有鄧小平，就沒有改革開放。研究歷史的人總喜歡說歷史的必然，個人只是被歷史推動。我覺得這種觀點非常平庸，而且特別不符合中國的國情。
有人說小平只是順應了歷史大勢，改革是不得不然，他不搞別人也會搞。他當然是順應大勢，但改革是否必然，即使必然是否會是這種形式，這個速度，這樣規模，那可就難說得很了。你看東邊鄰居，未必沒有改革呼聲和歷史必要性，幾十年了，改了個啥？
今天的人根本不了解文革剛結束時整個社會思想僵化到什么程度。當時如果沒有小平出來，最多就是回到50、60年代文革前的路線，當然會比文革10年務實，小修小補，但今天這種全面開放、市場經濟那是想都不用想。再合理的歷史趨勢，假如沒有人以堅定意志強力推動，那也是不可能實現的。
歷史大潮，稍縱即逝，奔流不回。看中國近代以來一些關鍵節點，都是陰差陽錯，與機遇失之交臂。小平的可貴，就是對內不折騰，對外韜光養晦，死死抓住這幾十年難得的國際環境，果斷把中國推上了一個臺階。如果當時磨磨嘰嘰，拖到今天虎視眈眈的川普時代，再想開放也不成了。
如今，左邊的朋友批他不夠左，右邊的朋友批他不夠右。其實這都是沒有抓住要點，小平的意義恰恰是超越了僵化的意識形態話語。他是個注重實際的人，他知道中國最關鍵的不是說，而是做。所以他說不爭論，他的策略是，能做的就做，不能做的就留給未來。
小平同志出來以后，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做了一個講話，題目叫《解放思想，實事求是，團結一致向前看》。別小看這個看上去普通的標題，其實包含了這之后中國驚天巨變的基本原力。
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，這三句話有著豐富的潛臺詞、高度的政治智慧、無窮的后續可能性。就這三句話，除了小平，別人想也想不到，想到了也不敢說，說出來也沒用。
今天浩浩蕩蕩的留學大潮，也是小平拍板推動的。
歷史是合力，但歷史也需要杠桿。穿越回到1977年，大家想一想自己和周圍人當時的認識水平，就明白小平推動的思想解放實在了不起。僅此一點他就秒殺同儕。那個年代思想僵化到什么地步，今天的人是難以想象的。我舉個例子。文革后，西方古典和近代文學開始解禁，但是對西方現代主義文學還十分小心，屢次批判論爭。
據說爭到了小平那里，小平就搞了個中央內部的小會，讓王蒙給他們講現代派，王是文革后最早搞現代派的。講完以后，小平說：我看沒什么嘛。于是綠燈。 1979年10月，鄧小平在第四次全國文代會上說:“文藝這種復雜的精神勞動，非常需要藝術家發揮個人的創造精神。寫什么和怎么寫，只能由文藝家在藝術實踐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決，在這方面，不要橫加干涉。”
1977年8月3日，小平主持科教工作座談會，會上當時教育改革的勇將溫元凱提出了十六個字的高考恢復方案：“自愿報考，領導批準，嚴格考試，擇優錄取”。小平聽后當場說：溫元凱，至少采納你四分之三，第二句“領導批準”可以拿掉，考大學是每個人的權利，不需要領導批準。
停止上山下鄉，讓知青回城，當時城市沒有工作崗位，很難一下接受那么多人，無法安置怎么辦，搞出大亂子怎么辦，誰敢拍這個板？鄧小平。
包產到戶，阻力重重，大多數干部都不同意。小平在1980年5月31日同中央負責同志作了一次談話，在關鍵時刻專門表態支持阻力重重的農村包產到戶政策。《鄧小平文選》第二卷收錄了這篇講話，定名為《關于農村政策問題》。
1974年4月10日，鄧小平在聯合國第三屆特別會議上闡明中國的外交政策。
一個能真正推動歷史的人，我認為需要具備三個基本條件：眼界、意志、威望。三者具其一，在1977年的中國并不少，三者具其二的，也有。三者俱備的，只有小平一人。
但小平看上去并不是一個具有宏大構思，思想深刻，滿懷理想遠景的人，今天批評他的人，常拿“貓論”“摸著石頭過河論”說事。我認為他們完全說反了。不搞宏大構思，摸著石頭過河，恰恰是小平最了不起的地方。歷史上，各種海市蜃樓、空頭支票把人類害慘了。
小平最令人敬佩的，就是他老老實實承認自己一開始也沒有什么想法，反正你們下面要解放思想，膽子大一點，步子快一點，就先干起來吧，別太出格就行，邊干邊學邊總結邊調整。
這里面有中國傳統黃老之學無為而治的智慧。老子曰：夫唯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夫唯不管，故天下莫不管。小平也說：“我們的政府管得太多了，要盡可能少管。”
他還對金庸說：“政治家不要主意太多”。
小平說的“不折騰”，也就是無為而治的意思。無為不是不為，恰恰相反，無為而無不為，給百姓空間，給社會選擇，這就是思想解放的精髓。
小平的眼界、意志、與威望，確實也是他一生的經歷形成的。很少有人像他這樣一次次地大起大落，他的履歷包含了黨政軍中央地方文化科技外交一切關鍵崗位。16歲赴法，他是84個四川勤工儉學人員中最年輕的一個，從1920到1926，他在法國度過了一個人最黃金的青春年華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他在1975年訪法，是中共領導人中訪問西方的第一人。在法國他參觀了工廠和農村，目睹了他離開法國之后的巨大變化。1975年，小平赴聯大演講，有點空閑時間，別人問他想看什么，他說：華爾街。
小平是睜眼看世界的人。他在世時，就老有人嚷嚷要跟美國全面對抗。小平說：我是會打橋牌的，不要以為你有四個K就了不起了，別忘了人家還有四個A呢。
但小平并非對外軟弱之人，看他把撒切爾夫人搞出一個跟頭就明白。小平是務實外交，他也是以務實贏得世界的尊敬。毛澤東對他有個評價：綿里針。這是非常恰切的。1975年末，“四人幫”搞他，毛澤東要他對文革表一個明確的態度。此時小平政治生命危在旦夕，但他就是不肯松這個口。這件事我是非常佩服的。小平不是個不會彎腰的人，但他有他的底線。
今天和小平在世的時候都有不少人罵他，這其實正是小平了不起的地方。你只要在他之前的時代罵罵領導人試試就明白了。那么，是他沒有能力讓罵他的人閉嘴嗎？不是的，他是個超級政治強人，有這個能力。他也沒有在他威望達到頂峰的時候搞個人崇拜，假如他那么搞的話，在中國很容易成神，今天罵他的人只會頂禮膜拜了。
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，有一位領導人全世界公認的，那就是鄧小平。作為一個歷史人物，小平同志也必須接受歷史的評價，而無論評價如何，小平同志是中國改革開放最主要的開創者，正是他主導的改革，徹底改變了新中國成立后長時間的“短缺經濟”的現實，也由此，主觀、客觀地推動了中國政治、社會、思想、文化等方方面面領域的變革。沒有鄧小平同志，中國的歷史會被改寫。
在很長一段時間內，小平同志的人望是無可比擬的，因而有了鄧小平理論，這是全黨在改革開放中形成的共識。這也反映了絕大多數人對于改革開放的認識。然而，似乎在最近幾年，對于小平同志的評價，社會上產生了一些分歧，而分歧的焦點在于，改革開放過程中衍生出來的一些“副產品”——腐敗、貧富差距、意識形態混亂、新自由主義泛濫、道德滑坡，等等問題，很多被歸結到了小平同志身上，仿佛他的方針政策導致了以后的消極現象。
由此產生了一個問題，我們如何評價一位領導人。
在本刊看來，對于一個領導人的評價，有三個維度：使命、擔當和“局限”，我們試從這三個維度來評價小平同志。
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問題，而問題的集中表現，就是一個時代的主要矛盾。而對主要矛盾進行破題、突破、解決，就是當代領導人的使命，順之者昌，逆之者亡——這才是符合歷史決定論的。在鄧小平那個時代，主要矛盾是“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”，當務之急是，蘇共已垮臺，如果中國人民再窮下去，社會主義就沒有出路。能不能認識到這一主要矛盾、能不能看到這一歷史使命，是對領導人的第一個“大考”，毫無疑問，鄧小平始終清醒。
使命在肩，但未必每個人都敢于擔當。戈爾巴喬夫臨陣逃脫一敗涂地，時刻提醒我們領導人擔當的重要性。而在擔當的問題上，小平同志是沒有絲毫猶豫的。對于改革開放，黨內的阻力遠比我們想象的大，面對阻力，小平同志不是“小步慢走”，而是“大步快走”，以至于連西方世界都對中國產生了誤判（以為中國已經“和平演變”）。這樣大步子的改革，對于鄧小平要承受多大的壓力和同志們的不解，可以說，沒有小平同志的擔當，今天的中國不會有如此巨大的成就。
最后我們要談到“局限”，之所以要打上雙引號，是因為這個局限，并非領導人個人的局限，而是歷史的局限。一代人克服、解決那一代最迫切、最危急的問題，已經是非常了不起了。主要矛盾是始終運動的，隨著一個個問題的解決，主要矛盾也必然由量變到質變，產生新的一個個問題，從而形成新的主要矛盾。在這舊的歷史環境下產生的新的問題，這就是歷史的局限性，有待在新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的條件下，予以解決。鄧小平的方針政策在他所處的時代是正確的，但隨著時間、環境條件的變化，這些方針政策必須有新的調整。所有的這些，又構成了繼承者的新的使命，這才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認識。把新的問題推給歷史人物，是不負責任的。
腐敗、貧富差距、意識形態混亂、新自由主義泛濫、道德滑坡……這些問題確實存在，有些也確實因為改革開放過程中一些政策失誤所致，但所有的這些，都是需要我們在今天的歷史條件下加以研究和解決的。小平同志生前，看到了這些問題的苗頭，并且予以警示，可以說，他的歷史使命已經超額完成，我們沒有理由苛求他。我們需要的是有鄧小平的智慧與膽略，來解決好當前的問題。